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才
——从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现状想到的
每年秋季，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落下帷幕，有人欢喜有人忧愁，应届毕业生通过率普遍超过具有实践经验的在职学员，一个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专业团队，似乎越来越显得苍白无力。这是为什么？
弹指一挥间，恢复法律资格考试制度已有30余年，考试名目由过去的律师资格考试到司法考试，再到现在的法律职业资格考试，出题者都是国家司法部精心挑选的出类拔萃的专家教授，然而令人尴尬的是，大师们构思的案例或素材千奇古怪，几乎都是关在办公室成就的“头脑风暴”。
评价法考题目凭空假想、脱离实际，一点不假。譬如，刑法案例中的捡到信用卡和盗窃信用卡在银行取款，捡到取款的属于信用卡诈骗罪，偷盗信用卡取款的属于盗窃罪，可是现在的银行全都凭借身份证实名认证或人脸识别，怎么可能出现捡到信用卡取款的现象？还有，民法题目关于伪造房产证卖房子的案例，简直是笑话！全国各地房管局哪个不是实名登记？哪家不通过身份证实名能够交易？怎么可能出现一房多卖？再有，国际贸易的上船交货、船边交货、中途交易，货物不买保险造成损失理赔的，当今世界的国际贸易，有这种情况发生么？
其实，国家通过法考的初衷是选拔大批服务市场经济的法律职业队伍，可是，执行这项政策的部门好像“整”歪了，导致人才选拔的路子变味了。如果鲁迅先生在世，可能又有新的讽刺作品发表。几年前，笔者访问一名驻粤法制媒体的老前辈，专业理论知识厚实，社会实践经验丰富，品行端正，表达能力和写作水平可谓大师级水平。这位仁兄本想发挥余热的，可是复习备考六年，总是相差几分，名落孙山，无法圆梦。深圳某政府部门一名雇员，连续备考七年，耽误了多少宝贵的休息时间和陪伴家人的日日夜夜，去年考试结束，大病了一场……
古代中国，单凭“考试”选拔人才的做法，不知流失了多少杰出人才。封建专制社会，能考上状元的，有几个具有真本事？相反，那些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，博学多才，大有人在。蒲松龄从50多岁考到70多岁，没有考中状元，后来成为中国古典小说赫赫有名的大家，吴承恩、曹雪芹等人，连个秀才都没有考上，后来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的巨匠。
近年来，我们的人才评价体系和机制，似乎偏离了科学轨道，如今，应该是亡羊补牢的时候了。各级人事部门，应该登高望远，大胆借鉴发达国家经验，大胆选拔创新人才，大胆参与国际竞争。前些年，由于偏重考试，偏重书本，忽略了实践，导致农业大学毕业生不懂种植技术，理工科毕业生不愿到工厂锻炼，医学院毕业生嫌弃病人肮脏，这类专业素质，怎能服务社会服务大众？
法律考试是选拔法律专业人才的重要渠道，应该注重实践知识，注重实际能力，而不是重复性地考核学员的理论水平。这种盲目地重复地“考下去”的恶性循环，只能给“迎合”考试经济的培训机构提供“发财”商机。近年来，为了迎战法考，大中城市的培训班雨后春笋，猜题押题，五花八门。可见，法考项目不知造就了多少投机培训的千万富翁。仔细观察业内的师资力量，其实都是那么几个老面孔教授和讲师，通过中介组织录播辅导视频，到处走穴。长此下去，选拔优秀法律人才的基本国策，必将被“会考试”的书呆子们占领阵营，实在令人忧虑和失望。
法考难度大么？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。“砖头们”年复一年地拍脑袋“想象”的偏题怪题，是帮助政府选拔优秀人才还是卖弄学术？其实，法律专业毕业生，已经具备了法学基础知识，专业上完全合格，不然，为何颁发毕业证书？现实中的法考，重复性地考核专业基础，这不是浪费国家管理成本么？如果不认可教育部门对法律专业学员的毕业水平，那么颁发法律专业毕业证书意义何在？法律服务工作者需要的是服务社会、服务大众的实践知识，如果大量地重复地考试“已毕业”的理论知识，不仅浪费了国家资源，同时消耗广大学员的宝贵精力。
偏重考试，忽略能力，必将滋生大批自私自利的书呆子。那些会考试的青年学子，如果只有浅薄的书本知识，只懂得表层的法律概念，即使顺利“考上”律师，岂能胜任本职工作？如果只注重考试、忽略人品，忽略实践，必将产生大量的钻法律空子的“搞钱高手”。据调查，那些通过“考试”获得会计资格证的，不会做账、不懂财务管理的十分普遍；那些通过“考试”获得教师资格证的，不会上讲台授课，不懂教书育人的大有人在；那些通过考试进入公务员队伍的，无法具备德才兼备，最终蜕变成为腐败分子的举不胜举。因此，当今社会的种种“考试”，应该叫停应该刹车了！
九州生气恃风雷，万马齐喑究可哀。我劝天公重抖擞，不拘一格降人材。现阶段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，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战略布局，以“得罪千百人、不负十四亿”的使命担当，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。十年磨一剑，我们党艰难地防止了腐败蔓延，防止了特权横行。未来中国，只有坚持从实际出发，“不拘一格”启用人才，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才能变为现实。（南雁高翔/文）
